三国名将魏延之冤

原文标题:三国冤案:诸葛亮不该激杀名将魏延魏延画像
所谓“反骨”的说法当然只能是小说家言。解剖学告诉我们,每个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,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“反骨”。魏延所谓的“反叛”,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,反叛并无实据。
还是先来看看史实。根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魏延传》记载,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,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、司马费袆、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,决定“令魏延断后,姜维次之,若延不从命,军便自发”。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“军级干部”,却偏偏将“军级干部”魏延无端排除在外;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,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,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。
杨仪与魏延,类似晁错与袁盎,形同天敌。二人“相憎恶,每至并坐争论”,《魏延传》更是直接形容二人“有如水火”。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,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,可谓本能反应。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,他差不多要跳起来:“丞相虽亡,吾自见在。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,吾自当率诸军击贼,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?且魏延何人,当为杨仪所部勒,作断后将乎!”
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,意思是丞相虽然病故,但我自己还有主见。亲属和随从官员护送他的遗体回去安葬就行,我可以率部独当一面,继续完成北伐大业,不能仅仅因为丞相去世就放弃既定国策。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,有人出来作此表态,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,总让我想起诸葛亮当初“受任于败军之际,奉命于危难之间”。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,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,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?
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,有意气用事、不顾大局、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,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,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,大约也就能够理解。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,向杨仪交令时,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:“庸奴,复能作恶不”,直到回去“夷延三族”,方才消了心头恶气。等一切安定,他“自以为功勋至大,宜当代亮秉政”,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“中军师”的官,“无所统领,从容而已”,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,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,于是心里十分恼火,竟然这样对费袆说:“往者丞相亡没之际,吾若举军以就魏氏,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!令人追悔不可复及。”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,如果带枪投靠魏国,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?真是悔不当初!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,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,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。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,别说魏延,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。可以想见,假如诸葛亮不隐瞒真相,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,他肯定不会走这个极端。
如果按照籍贯划分,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,无论彼时还是现在。费祎是鄳县(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)人。鄳县跟义阳一样,开始属于荆州江夏郡,后来属于荆州义阳郡,乃至西晋的义阳国。当然,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。不是时候。因为魏延不但不听,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,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,继续与魏军周旋。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。他忽悠魏延说:“我回去劝劝杨仪。他是文官,不懂军事,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。”
魏延一旦松口,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。可真是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。魏延后了悔,但想追又来不及,只好心存侥幸,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,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,同意自己的意见。然而恰恰相反,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,不觉大怒;于是不等杨仪出发,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,并且烧绝阁道,上表奏告杨仪谋逆。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。一天之内,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。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,后主询问侍中董允、留府长史蒋琬,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。
魏延烧绝栈道,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。他不是还想“率驻军击贼”嘛。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,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,杨仪只消伐木铺板,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。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一旦上了贼船,就别想轻易下来。魏延心一横,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,准备攻击杨仪。杨仪派王平——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,《魏延传》中称为何平,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——前来抵挡。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,随即散去,魏延无奈,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,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。
其实魏延所谓的“反叛”跟梁山好汉“只反贪官,不反朝廷”一样,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。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“尚方宝剑”、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,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。这可不是我为同乡先贤乱说好话,都有事实依据。据《魏延传》记载,“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,但欲除杀杨仪等。平日诸将素不同,冀时论必当以代亮。本指如此。不便背叛。”也就是说,平常大家一起议论,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,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,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。
在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:“《魏略》曰:诸葛亮病谓延等云,我之死后,但谨自守,慎勿复求来也。令延摄己事,密持丧去。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。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,见延摄军事,惧为所害,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,遂率其众攻延。延本无此心,不战军走,追而杀之。”
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记载:“魏时京兆鱼豢私撰《魏略》,事止明帝。”也就是说,这本书是鱼豢自己所修的私史,非官家史书。鱼豢入晋十六年,一直未曾出任官职,忠于魏而耻为晋臣。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,记载总体客观,因此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,引用最多的就是《魏略》。尽管裴松之认为上述关于魏延的说法,“此尽敌国传闻之言,不得与本传争审”,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,那就是即便在当时,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,反倒有人怀疑乱出杨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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